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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东辉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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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国情的八个关键问题(一)  

2013-03-11 11:45:16|  分类: 秉烛夜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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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嘉明

中国国情是什么?“超大”无疑是最显著的特征,十几亿人口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。然而,除了“超大”之外,还有更重要的特征,那就是“变动”,经济发展阶段更迭、制度解构和重建、社会转型,等等。而造成“变动”的因素,从历史到现实,从国际到国内,从意识形态到经济利益,相当复杂。其中,发生过影响的各种主义就不下十种。所以,30余年的改革过程,就是各种因素的“杂合化”过程。

中国当然早已经不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,也不是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,更不是计划和市场结合的“混合经济”。无论“资本主义”,或者“社会主义”,甚至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”都不可能概括中国的基本特征。中国是什么,竟然成为问题,以至很难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制度和社会形态给以清晰的定义。古今中外,都没有观察中国的现成参照系。

关于中国的判断,此时此刻似乎是正确的,到了彼时彼刻就会错了。所以,分析中国,仅仅避免“盲人摸象”式的片面性是非常不够的。因为,连中国是不是一头真的“象”本身都是问题。当你事先假定中国是“象”的时候,其实就已经犯了“先验主义”的错误。退一步,即使中国曾经是“象”,因为受到各种因素影响,不断处于变异和演进之中,此“象”也已非彼“象”。

总之,中国是一个处于持续“变动”之中的庞然大物。认知中国新国情,需要具有全面和动态的双重意识。笔者选择和讨论的八个问题,所要揭示的是,任何一个描述中国的概念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做重新解读。

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

只要面对中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,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不可回避的首要问题。在这个问题上,有两种极端主张:一极是肯定政府干预,甚至主张由政府来控制市场和管理市场,以求产生超越自由市场的效率;另一极则倾向“市场经济万能”,反对政府参与和干预市场活动,认为市场可以通过公平竞争,避免资源配置扭曲、寻租机会、权钱交易。上述两种看似极端不同的主张,都隐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,那就是市场经济已经存在于中国。其实,这是最大的“幻觉”。

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国家,是有标准的。如果以世界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,可以从“国家”或者“宏观”,以及“企业”或者“微观”两大类标准,衡量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程度。这些标准至少包括:产权的清晰程度;对私人财产权保护程度;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程度,决定价格、成本、投资程度,决定汇率变化程度等等,或者反过来说政府干预和控制市场经济运行的程度;劳资双方工资谈判的自由程度;企业会计制度达到国际规范的程度;设立合资企业或外资企业的自由程度;企业向国外转移利润或资本,以及决定出口价格和出口数量的自由程度;开展商业活动的自由程度,垄断行为是否得以控制,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的完善程度,等等。

上述标准中,市场决定价格、自由贸易和货币的可兑换最为关键。如果以这些市场经济的标准来衡量,中国并没有形成市场经济。最多是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外壳,并没有市场经济的实质。所以,诸如“市场失灵”和“市场失败”的问题,无从谈起。

在中国过去30余年间,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经历了三个基本阶段:第一阶段是 1980 年代,计划经济解体,政府作用下降,市场经济开始;第二阶段是 1990 年代,政府作用全面反弹,发育不久的市场经济遭到压制。在这个阶段中,既有对 1980 年代改革的“路径依赖”,也有对 1980 年代改革的背离。第三阶段是在 2000 年之后,政府彻底控制市场,市场沦为政府工具,不仅远离了市场经济,跳跃过自由竞争阶段,直接走向了国家垄断经济。其间,只有 1980 年代,曾经有过市场经济发育和成长的机会。那么,为什么政府在和市场的博弈中成为了赢家,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却没能使之建立市场经济呢?以下因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:

第一,政府具有天然优势,主导“市场经济”的创建。1980年代的经济改革企望通过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,废弃计划经济。但是,因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传统在 1950 年代被彻底摧毁和连根拔掉,重建市场经济需要政府主导。也就是说,新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然发育出来,而是要依靠政府培育和扶植。这是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初始“悖论”。问题是,政府原本是计划经济的核心,掌控着几乎全部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空间。而且,并不存在任何对拥有绝对经济权利的政府的制衡力量。所以,依赖这样的政府重建市场经济,划清政府和市场边界,制定相关法规和政策,完成行政资源转换为市场资源,从头至尾都是和政府的原有利益和意志相矛盾的。对于政府来说,市场不应该成为削弱政府作用的新经济形态,而是政府的“新领地”。当然,政府的意志是通过决策集团的意志和政策取向表现出来的。

在 1990 年代中期,决策层受计划经济传统影响,加上吸取东亚市场受政府管制的经验,在强化市场、民营经济和地方权力,还是强化国家管理市场、国家垄断和中央集权的关键问题上,选择了后者,最终导致了计划经济的回潮,不是扶植而是抑制市场经济制度。结果是政府自身利益不但没有削弱,而是更加扩大。政府功能、政府机构、政府雇员、政府经费全方位增长,政府系统高度官僚化。政府所使用的法律、行政、技术手段增多,对经济的控制能力显著上升。

第二,政府改造和利用了市场机制和市场经济工具。市场机制是通过市场竞争配置资源的方式。具体地说,在各类市场上特定的并起独特作用的市场机制包括: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机制、外汇市场上的汇率机制、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机制,等等。在中国,是政府的官僚系统决定货币供给量、利息率水准和汇率波动,没有市场机制的任何空间。例如,利息市场化喊了二十年,至今看不到它实现的可能性。

此外,货币化应该是中国重建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,但是,货币化很快被政府所利用。政府通过对金融机构的垄断,长期实行宽松和放任的货币政策;成为铸币税的唯一享有者,而且通过货币供给推动的通货膨胀,形成隐蔽“税收”。还有,所谓的债券市场,资本市场,外汇市场,甚至衍生工具,无一可以摆脱政府的监控和操纵。金融经济部门形成之日,就是政府获取新经济板块之时。政府的货币权力不断扩大,成为货币化的最大收益者和金融资源的最大经营者。

第三,政府异化为经济实体。政府不仅是国家对土地、矿产资源、国有企业和资本所有权的直接代理者,不仅拥有税收资源和对金融资本的操控力,成为中国财富扩张运动的发动者受和益者,而且集储蓄、投资和消费主体为一身,成为实在的经济实体。以土地资源为例,自 1990 年之后席卷全国的国有土地使用权“市场化”,还有以城市化名义对城市居民的“拆迁”和农民土地的“征用”,其实就是政府主导之下的土地资本化。土地70年使用权的收益变成土地出让金,政府一次性收取和一次性花掉,成为国有土地价值升高的最大受益者。

政府财政能力的扩张速度,持续超过国民所得增长速度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;政府的经济行为,从动用社会保障基金到投资基础设施等“公共品”,对国民经济影响至深。如果说,中国存在一个市场,那么政府就是左右这个市场供求关系背后的最大变数。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,特别是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,政府通过对危机性质和严重程度的误导,降低民众对市场制度的信心,增加对政府的依赖,加速国有企业对金融、能源、通讯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垄断进程。

历史告诉我们,计划经济制度的衰败和瓦解,并不能推导出市场经济必然取而代之的结论。1990 年代以后,政治改革停止,1980年代一度显现的市场经济雏形,很快遭遇扼杀。没有约束的政府,凭藉在计划经济时期对经济的“自然垄断”地位,包揽“市场经济”的设计和建造,怎么可能产生出独立于政府的自由市场呢?经过政府之手建立的所谓市场,天生地不具备排除政府干扰公平竞争的本能,不过是政府的一种工具,甚至是政府的婢女。

所以,政府也就无需扮演市场经济的“守夜人”角色,为经济活动提供法治、秩序、保护等,而是按照自身的利益影响和改变经济制度和经济秩序。政府不是防止、抑制和打击垄断,而是推动和加剧垄断,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“中介”;对于国民所得的分配,不是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保障社会公平,而是挤占民间和个人财富,加剧贫富悬殊。在股票市场开放之时,人们曾经对其抱有极大希望,以为是走向市场经济的里程碑。然而,20年的历史证明,中国的股票市场是在政府操纵下,通过国有企业上市劫取民间资本的场所。

简言之,政府以市场的名义,不断重复着各种反市场的行为,将市场异化为实现扩大经济权利的手段,政府权力已经超过计划经济时代,至今看不到衰减的趋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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